第二种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即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即使按照一事一议决定了的投资投劳项目，也总是集体成员的一项负担，如果集体有能力投资就不会让集体成员负担。因此，为了保障集体成员在集体所有权上的共享利益的实现，集体应当为集体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3]温铁军：《维稳大局与三农新解》，《改革内参》2012年第3期，第18 -21页。这样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才不至于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强调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权利就损害了集体所有权的公有制性质，恰恰相反，集体成员个人利益的实现正是集体所有权的目的实现，而正是集体成员受益的权能使集体所有权目的利益得以实现。《决定》明确要求：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成员受益权能的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目的利益最终实现。其资金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共物品建设。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集体成员的资格是确定的，不会发生分配的纠纷，但在特殊情况下，少数成员的资格往往会发生争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和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他十分强调政法机关的武器和工具性。
针对这一倾向，彭真不仅在前述1957年9月19日的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了否认政法机关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武器上有右倾情绪的现象，在随后10月8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尖锐地提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政法机关该不该沦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使用的武器？我们决不能把法律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因此，政法机关也决不能不要党的领导。这部宪法将1954年宪法中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改为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是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而已，或者说，明确了不得干涉法院审判的主体，但是，在党的领导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方面，与1954年宪法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21]此后，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岂止是党的领导限制了两机关的独立性，在两机关中，彭真还特别针对性地说到了法院，阐述了制约法院独立的其他一系列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彭真在1957年9月19日的全国省级高级法院院长和司法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时，批评了怀疑政法机关是不是专政武器的现象，强调：政法各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和将来还要这样做。
[40]为什么要统一于党章和宪法呢？因为大家以党章、宪法为根本标准统一起来，政法战线的各项工作就会比较好办了。 三、对两部宪法中独立审判条款的阐述 现在，政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是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33]他又说：对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从快还是从慢？要从快，不能慢慢腾腾。[65] 傅洋：《父亲引领我和共和国法治一起成长》，载《法制日报》2009年7月7日。
这样讲，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干涉，不允许吗？工、青、妇对审判发表意见，也是影响，这都不行？甚至审判员个人都要独立，不受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的领导，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那怎么行呢？[83] 彭真提的这些意见，与他对1954年宪法中法院独立审判的阐述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要不要党的领导？刑诉法的说明中讲了在党的领导下，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71]彭真的这些论述表明，党委或党的政法委员会对政法机关的组织协调，宗旨就是，弄清案件事实和情节，妥善处理好事关重大的牵连性问题，为司法机关更好办案打下基础，而不是去干预办案，更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公、检、法机关在案件办理的实体和程序上服从党委的意图，甚至用党委的意志代替或者干预法律。在一个问题上，常常会有不同意见。
[5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4页。[50] 还是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彭真就主张和酝酿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有人担心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
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坏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18]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94页。
[65]在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时，我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政法委就是协调公检法的工作，彭真同志在政法委的时候，它起的是协调作用。在前述1954年的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彭真就说，公安机关历来强调党的领导，所以错误就发生得较少。[28] 参见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52-53页 [2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9页。[34]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3页。[38]从刘复之的总结可以看出，彭真的这一领导艺术不仅卓有成效，而且他也用实践证明了，党根据形势对政法机关实行政策领导，是十分必要的。
1982年6月4日，彭真在同四川省政法各部门负责人座谈时强调，政法机关处理的问题是在矛盾的刀刃上的，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出大问题。由此看来，现在一些将组织协调搞成联合办案的做法，或者要求政法机关在案件办理程序甚至实体方面执行政法委意见的做法，恐怕就与彭真所要求的党委过问案件的方式和宗旨大相径庭了。
[41]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412页。所以，司法工作也是一样，总要考虑、照顾当前的形势。
彭真同志看后说：在这篇文章里，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的领导。当然，彭真关于政法机关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和理论背景下提出的。
[67] 赵蕾：《人大要认真追究违宪的行为---专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南方周末》2013年4月18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改的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4年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检察院组织法在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同时，却增加了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但是，翻看相关史料，特别是翻看彭真对1954年宪法的解释，就会发现，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可是目前形势并非如此，社会秩序不好，控江路事件、滨江路事件等就是明证，所以要从重处理。
[50]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178页。他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是消灭了，但还有残余，斗争是长期的。
[11] 今天，针对党领导政法工作，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分歧甚至冲突。[57]前述1979年由彭真参与组织起草的中央64号文件要求，对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等违法犯罪案件中，只有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的必须向上级请示。
使法院完全根据事实、按照法律判决。[29] 而在对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中，彭真特别重视的又是政策的领导。
[3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447页。[3]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60]1986年3月2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彭真提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比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不但要严肃地执行法律，还往往牵涉到党纪、政纪以至军纪，牵涉到不正之风，牵涉到党政军民各个方面，所以，政法工作更要强调依靠党的领导。现在，如何妥善处理这一关系，又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法机关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彭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法律分明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这些人却把法律说成是什么‘全民意志，这根本不符合实际。
[16]可见，彭真认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后，它的残余还存在，各种刑事犯罪还存在，所以，我国法律的级阶级属性以及针对各种刑事犯罪的专政属性并没有改变，政法机关还要坚持党的领导。[67] 那么，组织协调是不是就可以由政法委与公、检、法联合办案呢？王汉斌回忆说，彭真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就反对这种做法，当时的原则也是不赞成联合办案，规定也是不赞成联合办案，文件都有了，都写着不要联合办案。
[78]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8页 [79]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59页。[46]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14页。